目的  研究血管细胞黏附因子1(VCAM1)、三叶因子3（TFF3）水平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化疗效果及预后的关系。方法  选取2019年2月至2021年2月江苏省肿瘤医院收治的112例接受铂类化疗初治的晚期NSCLC患者为观察组，另选取同期体检健康的70例受试者为对照组。检测受试者血清VCAM1、TFF3水平。根据化疗结束后的效果，将观察组患者分为化疗有效组和化疗无效组。随访1年，比较不同血清VCAM1、TFF3表达水平晚期NSCLC患者生存预后差异。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晚期NSCLC患者生存预后的因素。结果  观察组血清VCAM1、TFF3水平均高于对照组［（227±24）μg/L比（79±13）μg/L、（1.59±0.37）μg/L比（0.47±0.14）μ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晚期NSCLC患者血清VCAM1、TFF3水平与肿瘤分化程度及TNM分期有关（均P<0.05）。化疗无效组患者血清VCAM1、TFF3水平均高于化疗有效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VCAM1高表达组1年总体生存率为26.9%（14/52），VCAM1低表达组为55.0%（33/60），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χ2=12.181，P＜0.001）。TFF3高表达组1年总体生存率为27.8%（15/54），TFF3低表达组为55.2%（32/58），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χ2=14.146，P＜0.001）。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肿瘤低分化程度、TNM分期Ⅳ期、VCAM1高表达、TFF3高表达是晚期NSCLC患者不良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均P＜0.001）。结论  晚期NSCLC患者血清VCAM1、TFF3水平升高，二者与不良临床病理特征、化疗效果有关。

目的 探究磁珠耳穴贴压对乳腺癌患者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干预效果。方法 选取2018年9月至2019年12月就诊于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乳腺癌PTSD患者88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4例。2组患者均接受西医抗肿瘤规范治疗及中医综合治疗，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行磁珠耳穴贴压治疗，治疗周期均为12周。观察分析干预前后2组患者的PTSD自评量表（PCL-C）、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分及失眠严重指数（ISI）的变化。结果 干预后2组PCL-C、SAS、SDS、HAMD、SCL-90评分及ISI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且观察组HAMD、SCL-90评分及ISI低于对照组［（15±4）分比（17±5）分、（150±19）分比（161±26）分、（5.6±2.1）比（9.1±3.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干预后2组 PCL-C、SAS、SDS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中医综合治疗可改善乳腺癌患者的PTSD、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同时对改善睡眠状况有较为显著的效果。采用磁珠耳穴贴压对治疗乳腺癌PTSD有协同增效作用。

目的  分析补肺活血胶囊联合化疗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选取2020年4月至2023年1月浙江萧山医院收治的126例晚期NSCLC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63例。对照组采用紫杉醇联合顺铂化疗方案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予补肺活血胶囊治疗。比较2组临床疗效、肺功能指标、肿瘤标志物水平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92.1%（58/63）比77.8%（49/63）］（P=0.037）。治疗后，2组一氧化碳弥散量占预计值百分比、肺活量均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均P<0.05）。治疗12周后，2组癌胚抗原、糖类抗原125及细胞角蛋白19片段水平均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均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均P＜0.05）。结论  与单独采用化疗方案相比，采用补肺活血胶囊联合化疗治疗晚期NSCLC患者，更有助于提高临床效果，改善肺功能，降低肿瘤标志物水平，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目的 探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突变的危险因素及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的疗效。方法 回顾性选取河北省胸科医院2018年5月至2021年1月收治的150例晚期NSCLC患者，包括EGFR基因突变58例、野生型92例。EGFR基因突变患者根据自愿原则接受EGFR-TKI（39例）或含铂化疗方案（19例）治疗。分析晚期NSCLC患者EGFR基因突变的危险因素，比较不同治疗方案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随访1年，统计EGFR基因突变患者无进展生存期及1年无进展生存率。结果 58例EGFR基因突变晚期NSCLC患者中，以EGFR基因外显子19（24例）、21（17例）突变最为常见。EGFR基因突变发生率在不同性别、病理类型和有无吸烟史的患者中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女性（比值比=2.530,95%置信区间：1.176~5.443，P=0.018）、腺癌（比值比=3.401,95%置信区间：1.449~7.980，P=0.005）、无吸烟史（比值比=2.478，95%置信区间：1.105~5.556，P=0.031）是NSCLC患者EGFR基因突变的独立危险因素。EGFR-TKI治疗患者的ORR、DCR均高于化疗患者（均P＜0.05）。EGFR-TKI治疗患者中，女性患者ORR高于男性患者，腺癌、无吸烟史患者的ORR、DCR分别高于非腺癌、有吸烟史患者（均P＜0.05）。EGFR-TKI治疗患者1年无进展生存率高于化疗患者（P＜0.001）。在EGFR-TKI治疗患者中，女性、腺癌、无吸烟史患者1年无进展生存率分别高于男性、非腺癌、有吸烟史患者（均P＜0.05）。结论 EGFR-TKI治疗EGFR基因突变晚期NSCLC患者的临床效果及短期预后优于含铂方案化疗。女性、腺癌、无吸烟史是EGFR基因突变的危险因素，且此类患者接受EGFR-TKI治疗后获益更加明显。

目的  探究免疫球蛋白G Fc段结合蛋白（FCGBP）低表达与结肠腺癌预后指标的相关性。方法  收集TCGA数据库和基因型组织表达数据库中记录结肠腺癌肿瘤组织数据的455例患者（观察组）和记录癌旁组织数据的41例患者（对照组）。以FCGBP表达水平中间值（6.126 TPM）为标准，将观察组患者分为FCGBP高表达组（228例）和FCGBP低表达组（227例）。剔除失访患者后，按照“是否发生转移”将观察组患者分为转移组（52例）和非转移组（333例）。比较FCGBP高表达组和FCGBP低表达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FCGBP mRNA的表达水平，比较转移组、非转移组与对照组FCGBP mRNA的表达水平。采用Log-rank检验绘制Kaplan-Meier曲线对转移组和非转移组患者进行生存分析，采用Cox回归方法分析评估FCGBP基因的表达在结肠腺癌中的预后价值。对FCGBP基因的表达情况和免疫细胞浸润水平进行Spearman相关性分析并绘图。结果  FCGBP高表达组中浸润深度为T3~T4、临床分期为Ⅲ~Ⅳ期、淋巴结转移和远处转移的比例均低于FCGBP低表达组，FCGBP高表达组中浸润深度为T1~T2和临床分期为Ⅰ~Ⅱ期的比例均高于FCGBP低表达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转移组和非转移组FCGBP相对表达量均低于对照组［（5.0±2.1）TPM、（5.9±2.1）TPM比（9.5±1.0）TPM］，转移组低于非转移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表明转移组的中位生存期低于非转移组（2.1年比8.2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Log-rank P＜0.001）。Cox回归方法分析表明FCGBP表达水平越低，患者的总生存期越短，预后越差（风险比=4.434，95%置信区间：2.778～7.077，P＜0.001）。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结肠腺癌患者的FCGBP基因的表达与B淋巴细胞、CD+4 T细胞、CD+8 T细胞、中性粒细胞和树突状细胞的浸润水平呈正相关（均P<0.05）。结论  低水平FCGBP mRNA与结肠腺癌患者不良预后有关，并且与结肠腺癌患者肿瘤免疫浸润情况关系密切，有望成为结肠腺癌预后的生物标志物。

乳腺癌为我国乃至全球女性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其死亡人数亦居全球女性癌症死亡人数首位，是国家肿瘤防治的重点。据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乳腺癌新发病例高达226万例，中国乳腺癌新发病例数42万例，为中国女性癌症新发病例数之首，占整体女性恶性肿瘤的19.9%。随着医学诊疗技术的发展，中医辨证论治与现代医学精准治疗相结合，乳腺癌的病死率逐渐下降，5年生存率明显提高，已超过83%，与发达国家诊疗水平相当。中医药基于分型-分阶段个体化治疗的指导下，以肿瘤全方位全周期管理为策略，在乳腺癌相关并发症的治疗、复发转移的预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循证医学证据的基础上论述中医药治疗乳腺癌的现状和方法并展望，为临床治疗提供思路。

女性乳腺癌新发病例现已位居全球癌症发病率的首位。以雌激素受体表达为特征的乳腺癌约占所有新病例的70%，约30%的患者因内分泌治疗耐药出现复发或转移，这给临床治疗带来巨大挑战。外泌体是介导肿瘤微环境中细胞间通讯的纳米级囊泡，包含着非编码RNA、蛋白质等物质，其不仅可以通过改变雌激素受体的表达水平或激活非配体依赖的雌激素受体信号通路驱动乳腺癌内分泌耐药，而且可作为内分泌治疗反应的标志物。外泌体作为天然载体，可递送药物而实现精准治疗。同时，阻断细胞间外泌体的信息交流可逆转乳腺癌内分泌耐药。基于外泌体在乳腺癌内分泌耐药中信息传递的重要角色，我们研究证明了疏肝益肾方负载的外泌体可以逆转乳腺癌内分泌耐药，这为中医药治疗乳腺癌内分泌耐药提供了新的依据。

目的 通过数据挖掘归纳精准医学指导下乳腺癌分型论治的中医临床规律。方法  以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为检索源检索中医药干预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的相关文献，运用Excel软件将文献涉及辨证按分子分型进行分类汇总。使用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中医处方数据挖掘。结果 Luminal型、三阴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过表达型乳腺癌排名前4位的中医证型均含肝肾阴虚证、气滞证、血瘀证，归纳其病理因素为虚、滞、瘀。Luminal型乳腺癌中以肝肾阴虚证最多见；三阴性乳腺癌中以气滞血瘀证最多见；HER-2过表达型乳腺癌中以肾虚血瘀证最多见。在治疗上，Luminal型和三阴性乳腺癌均以疏肝健脾、补益肾气为基本治则。Luminal型重视疏肝益肾；三阴性更重化痰活血、清热解毒散结；HER-2过表达型相关文献不足，无法进行聚类分析。结论  不同分子分型乳腺癌具有不同的证候特点和用药特点，精准医学指导下的中医临床选方可丰富辨病论治的内涵，指导临床实践。

目的 探讨持续静脉泵入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联合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抑制剂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选取2020年1月至2022年1月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八〇医院接受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90例，根据治疗方案不同分为A、B、C组，各30例。A组选用PD-1抑制剂+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含铂两药的治疗方案；B组选用PD-1抑制剂+含铂两药的治疗方案；C组选用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注射液+含铂两药的治疗方案。主要研究终点为客观缓解率（ORR）及无进展生存期（PFS），次要研究终点为疾病控制率（DCR）及安全性。结果 3组ORR、DCR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39、0.018），其中A组ORR、DCR［50.0%（15/30）、83.3%(25/30)］均最高。A、B、C组中位PFS分别为7.4、5.6、5.7个月，3组PFS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性别、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及转移器官数量是影响晚期NSCLC患者PFS的危险因素（均P＜0.05）。A组发生不良反应总计55例次，其中严重不良反应（3~4级）4例。B组发生不良反应总计54例次，其中严重不良反应（3~4级）4例。C组发生不良反应总计51例次，其中严重不良反应（3~4级）2例。结论 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联合PD-1抑制剂治疗晚期NSCLC显现出了良好的临床效果，且不良反应相对可控。

目的 探讨自拟补肺化瘀方辅助化疗治疗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效果及对患者免疫功能和高凝状态的影响。方法 选取2019年10月至2021年9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96例晚期NSCLC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48例。对照组实施单纯化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自拟补肺化瘀方辅助治疗。对2组患者的NSCLC控制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并针对2组患者的血清肿瘤标志物和免疫功能指标进行检测分析，同时记录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2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小板计数（PLT）、血小板聚集率（MAR）、纤维蛋白原（FIB）和D-二聚体水平。结果 观察组疾病控制率高于对照组［77.1%（37/48）比56.2%（27/48）］（P=0.008）。治疗后，2组患者的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细胞角蛋白19片段）水平均明显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后，2组CD+3、CD+4/CD+8比值均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PLT、MAR、FIB和D-二聚体水平均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10.4%(5/48)比31.2%(15/48)］(P＜0.001)。结论 自拟补肺化瘀方辅助化疗治疗晚期NSCLC的效果显著，可控制疾病进展，改善患者免疫功能和血液高凝状态，减少化疗期间的不良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