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血培养阳性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的临床特点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7月至2015年11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收治的244例感染性心内膜炎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血培养结果分为血培养阳性组（86例）和血培养阴性组（158例），重点分析血培养阳性组患者临床特点、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统计患者转归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    2组患者基础病因均以先天性心脏病为主，血培养阳性组中室间隔缺损［50.0%（43/86）］占第1位，血培养阴性组中主动脉瓣二叶畸形［54.4%（86/158）］占第1位。发热及心脏杂音为主要临床特征，发热比例在血培养阳性组和血培养阴性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94.2%（81/86）比77.8%（123/158）］（P<0.05）。脏器栓塞中以脑梗死为最常见［血培养阴性组7.6%（12/158），血培养阳性组14.0%（12/86）］。血培养阳性组的红细胞沉降率及C反应蛋白水平升高比例高于血培养阴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培养阳性组患者病原菌以链球菌、葡萄球菌为主，分别占57.0%(49/86)和20.9%(18/86)。链球菌、葡萄球菌及肠球菌对红霉素和克林霉素的耐药率较高，葡萄球菌另对青霉素的耐药率较高，未发现对万古霉素及利奈唑胺耐药菌株。86例患者死亡4例，心脏手术史、心力衰竭（纽约心脏病协会心功能分级Ⅲ～Ⅳ级）、赘生物（≥15 mm）为死亡危险因素（P<0.05）。结论    感染性心内膜炎血培养阳性缺乏临床特异性表现，实验室检查有助于明确病因，可根据病例特征大致判定预后。

目的 探讨体外循环术后患者发生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危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2005年1月至2015年12月入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在体外循环辅助下行心脏或大血管手术，并于术后发生ARDS的患者145例为ARDS组。根据每例ARDS患者的手术年份及年龄，随机匹配2例体外循环辅助下行心脏或大血管手术后未发生ARDS的患者作为对照组（290例）。应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体外循环术后ARDS的危险因素，并应用列线图方法构建体外循环术后ARDS预测模型。结果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低术前血红蛋白水平（比值比=0.98，95%置信区间：0.96～0.99，P=0.001）、手术时间增加（比值比=1.26，95%置信区间：1.05～1.51，P=0.011）、术后第1天高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Ⅱ）评分（比值比=1.14，95%置信区间：1.08～1.23，P＜0.001）、吸烟（比值比=2.65，95%置信区间：1.14～6.05，P=0.023）、瓣膜联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手术（比值比=2.59，95%置信区间：1.11～6.01,P=0.027）为体外循环辅助下行心脏或大血管手术患者术后发生ARDS的独立危险因素。将上述因素全部纳入预测模型构建列线图，该预测模型的曲线下面积为0.834，最佳阈值为0.334时，特异度为0.814，敏感度为0.748。结论 低术前血红蛋白水平、手术时间增加、高APACHEⅡ评分、吸烟、瓣膜联合CABG手术为体外循环术后发生ARDS的独立危险因素。以这些危险因素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可用于体外循环术后患者ARDS的早期识别。

【摘要】目的    探讨接受心脏手术治疗的左心自体瓣膜感染性心内膜炎（IE）患者的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超声心动图、病原菌分布以及术后长期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2年12月至2017年5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的200例IE患者的病例资料，根据瓣膜受累情况分为103例单独二尖瓣受累IE患者(M组)和97例单独主动脉瓣受累IE患者(A组)。比较2组基本资料、临床症状、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致病菌分布、手术适应证和手术时机，并进行长期随访观察术后生存率。结果    M组以发热为首发症状更常见［83.5%（86/103）比67.0%（65/97），P＝0.007］，A组以胸闷憋气为首发症状者多于M组［26.8%（26/97）比11.7%（12/103），P＝0.006］。A组纽约心脏病协会心功能分级 Ⅲ 级、左心室射血分数＜55%的患者明显多于M组［57.7%（56/97）比43.7%（45/103）、22.7%（22/97）比3.9%（4/10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4，P＜0.001）。A组既往有先天性心脏病史者明显多于M组［51.5%（50/97）比8.7%（9/10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金黄色葡萄球菌和草绿色链球菌分别是A组、M组最常见致病菌。IE最常见的手术适应证是心脏衰竭和大赘生物，A组中心脏衰竭、瓣周脓肿形成均较M组多见。A组术后长期生存率低于M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7)。结论    单独主动脉瓣受累IE患者相关临床症状及心功能较单独二尖瓣受累IE患者更严重，二者病原菌分布和预后均有差异。

目的    探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住院患者细菌流行病学分布及耐药情况。方法    收集2011年1月至2016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送检标本细菌学和药敏结果进行分析，分为两阶段（2011—2013年为Ⅰ阶段，2014—2016年为Ⅱ阶段）进行致病菌分布和抗菌药物耐药率变迁的分析。结果    2011—2016年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送检标本共分离出细菌3 249株，前3位细菌来源为呼吸道分离细菌3 028株（93.20%）、血液分离细菌93株（2.86%）、尿液分离细菌61株（1.88%）。3 249株细菌中分离出革兰阴性菌2 907株（89.47%），包括鲍曼不动杆菌931株(32.03%)、肺炎克雷伯菌558株（19.19%）、铜绿假单胞菌521株（17.92%）、嗜麦芽窄食单胞菌187株（6.43%）、肠杆菌属165株（5.68%）、大肠埃希菌114株（3.92%），其他431株（14.83%）；3 249株细菌中分离出革兰阳性菌342株（10.53%），其中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128株（37.4%）,金黄色葡萄球菌107株(31.3%)，肠球菌属共39株（11.4%），其他68株（19.9%）。鲍曼不动杆菌Ⅱ阶段对阿米卡星、左氧氟沙星、四环素片耐药率高于Ⅰ阶段（均P＜0.05）。金黄色葡萄球菌对青霉素的耐药率为100.0%，对万古霉素的敏感率为100.0%，对利奈唑胺耐药率＜10%；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对青霉素耐药率达98%以上，对万古霉素和利奈唑胺耐药率均＜10%。结论    监测本科室的细菌谱和细菌耐药性是合理选择抗菌药物的前提，通过加强医院感染管理和其他综合性措施可有效预防和治疗院内感染。

【摘要】心脏和肺同属于胸腔内脏器，不仅在解剖上相互关联，在生理功能上也存在相互作用。机械通气通过呼吸机对上气道施加正压，从而对呼吸系统及心血管系统产生不同的影响，进一步影响到血流动力学等诸多方面。评估机械通气对血流动力学等方面的影响对指导重症患者的治疗至关重要，目前常见且有效的评估手段包括动脉脉压变异度、每搏量变异度、下腔静脉呼吸变异度、上腔静脉呼吸变异度、颈内静脉呼吸变异度、呼气末屏气试验等指标。

【摘要】目的    初步探讨外周血活性循环肿瘤细胞（CTC）与非小细胞肺癌 (NSCLC)患者临床特征的相关性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2017年6月至2018年8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住院且经影像及病理学检查确诊的NSCLC患者51例(观察组)，其中腺癌38例，鳞癌13例；并收集同期该科室住院的21例良性肺疾病患者（良性肺疾病组）及该院健康体检者18名（健康对照组）。应用含重组病毒的CTC体外检测试剂盒检测各组外周血中活性CTC数量，并分析比较活性CTC表达情况与NSCLC患者临床、病理学特征的关系。结果    观察组44例CTC阳性，良性肺疾病组4例CTC阳性，健康组未检出；该检测方法的敏感度为86.3%（44/51），特异度为89.7%（35/39）。每6 ml外周血中检测出活性CTC的数量在不同的临床分期（Ⅰ～Ⅱ期比Ⅲ～Ⅳ期）及有无远处转移（M0比M1）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0,6）个比3（0,54）个、1（0,2）个比3（1,8）个］（Z=-2.041、-2.623，P=0.041、0.009）。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得出，外周血活性CTC数量的增加与NSCLC患者发生远处转移的风险独立相关（比值比=1.356，95%置信区间1.015～1.811，P=0.040）；当外周血CTC数量大于3个/6 ml时，NSCLC患者发生远处转移的风险增加了近5倍（比值比=5.356，95%置信区间1.341～21.400，P=0.018）。结论    外周血活性CTC检测作为一种简便、无创的检测手段，特异度和敏感度均较高，可能提早预测NSCLC患者的远处转移。

【摘要】目的    探讨显微镜下多血管炎（MPA）合并肺部疾病患者的临床特点。方法    选取2009年6月至2018年7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收治的MPA合并肺部疾病患者60例，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一般资料、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和胸部CT、肺功能、肾脏病理、治疗及转归等临床资料。结果    60例患者中男38例、女22例，发病年龄40~88岁，平均（69±11）岁，30例以肺部症状为首发表现，临床表现为咳嗽、咳痰42例，咯血13例，呼吸困难24例。抗髓过氧化物酶-抗中性粒细胞胞质抗体（ANCA）阳性率为91.7%（55/60），抗蛋白酶3-ANCA阳性率为11.7%（7/60）。影像学表现为网格影者40例，磨玻璃影者35例，条索、斑片影者30例，胸膜增厚、胸腔积液各11例，结节影8例，典型普通型间质性肺炎3例。25例患者行肺功能检查，弥散功能障碍24例，限制性通气功能障碍7例，肺动脉高压10例（19.2%），平均肺动脉收缩压为（50±10）mmHg（1 mmHg=0.133 kPa）。48例接受治疗，34例患者应用糖皮质激素联合环磷酰胺治疗，14例患者单用糖皮质激素治疗，其中17例接受甲泼尼龙冲击治疗。除3例患者合并肺部感染致呼吸衰竭、感染性休克死亡外，其余患者均好转出院。结论    MPA肺部受累常见，肺部症状可以为首发表现，临床表现无特异性，磨玻璃影及肺间质改变为主要影像学异常，行ANCA检测及组织病理学检查有助于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目的 比较自体主动脉瓣单独受累感染性心内膜炎(IE)患者行机械瓣膜或生物瓣膜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SAVR）后的远期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行SAVR的215例自体主动脉瓣单独受累IE患者（年龄18~69岁）的病历资料。根据置换的瓣膜类型分为M组（172例，置换机械瓣膜）和B组（43例，置换生物瓣膜）。对所有患者进行长期随访（中位随访时间60个月，最长104个月），分析术后生存率及缺血性脑卒中、大出血、主动脉瓣再手术的累积发生率。结果 随访期间，M组27例、B组12例患者死亡，B组患者SAVR术后长期生存率明显低于M组（Log-rank P=0.024）；M组14例、B组7例患者发生缺血性脑卒中，B组患者缺血性脑卒中累积发生率明显高于M组（Log-rank P=0.045）；M组21例、B组6例患者发生大出血，2组大出血累积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P=0.553)；M组6例、B组3例患者再次行主动脉瓣手术，2组患者再次行主动脉瓣手术的累积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P=0.183)。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50~69岁、术后缺血性脑卒中和术后大出血的自体主动脉瓣单独受累IE患者SAVR术后死亡风险更高。结论 与置换机械瓣膜的自体主动脉瓣单独受累IE患者相比，置换生物瓣膜的患者术后发生缺血性脑卒中和死亡的风险增加；年龄大、术后出现缺血性脑卒中或大出血的患者SAVR术后死亡风险更高。不建议＜70岁成年主动脉瓣受累IE患者行SAVR手术时常规选择生物瓣膜。

【摘要】目的    探讨Tei指数在评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患者右心室功能中的价值。方法    选取2016年4月至2017年4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临床诊断的稳定期COPD患者44例作为COPD组，完成动脉血气分析［动脉血氧分压(PaO2)、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经胸超声心动图检查、肺功能［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用力肺活量(FVC)］测定以及6 min步行距离(6MWD)试验。选择同期健康志愿者12名为对照组，行经胸超声心动图检查。计算Tei指数。比较各组间肺功能、超声心动图参数、Tei指数，并分析各临床参数与Tei指数的相关性。结果    COPD组Tei指数明显高于对照组［(0.52±0.10)比（0.43±0.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COPD合并肺动脉高压（PH）组与COPD未合并PH组Tei指数均明显高于对照组［(0.54±0.13）、（0.51±0.08）比（0.43±0.0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COPD合并PH组与COPD未合并PH组间各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肺功能重度极重度减退组Tei指数明显高于对照组［(0.52±0.10）比（0.43±0.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肺功能轻中度减退组与对照组Tei指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稳定期COPD患者Tei指数与PaO2、PaCO2水平、FEV1、FVC值以及6MWD均无相关关系(均P＞0.05)。结论    Tei指数能较敏感、准确地评价COPD患者的右心室功能。

【摘要】目的    探讨肺间质纤维化合并肺气肿（CPFE）患者的临床特点。方法    选择2012年1月至2018年6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收治的CPFE患者8例，回顾性分析8例患者的临床症状及体征、实验室检查结果、影像特点、治疗和转归，实验室检查包括血红蛋白、抗核抗体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细胞学分类、肺功能、动脉血气分析、6 min步行试验。结果    8例患者中男7例、女 1例，年龄60~77岁，均有吸烟史，吸烟指数为（36±22）包·年，均有慢性咳嗽、咳痰、气短，因活动耐力下降进行性加重就诊。肺动脉高压（PH）组4例，Velcro啰音3例，杵状指及紫绀3例；非PH组4例均有Velcro啰音。胸部高分辨率CT均存在以中上肺野分布为著的肺气肿改变及下肺野分布的肺间质改变。7例患者肺量仪检查均表现为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用力肺活量以及肺总量占预计值百分比轻度减低或正常，6例完成弥散功能检查的患者一氧化碳弥散量重度减低。8例患者静息状态下动脉血气分析均提示低氧血症，肺泡-动脉血氧分压差增加。4例合并PH患者给予洋地黄及利尿剂治疗，2例死亡，1例患者在随访6个月后行全肺移植手术，另1例存活患者仍在随访中；非PH组患者中1例随访2年非疾病相关死亡，其余3例患者随访无肿瘤报告。结论    CPFE患者仍以老年吸烟男性为主，以胸部高分辨率CT检查的特征性改变为诊断标准，合并PH及右心功能不全者预后不佳，肺量仪检查结果不能全面反映这类患者的病理生理改变，因此，对有显著活动性气短症状的吸烟人群，应完善肺弥散功能和胸部高分辨率CT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