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究生长分化因子15(GDF-15)和高敏C反应蛋白（hs-CRP）水平对冠状动脉旁路移植（CABG）术后患者发生心房颤动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2018年10—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行CABG患者84例，根据术后是否发生心房颤动将其分为心房颤动组（22例）和非心房颤动组（62例）。比较2组患者的一般资料、CABG术前血清GDF-15和hs-CRP水平。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GDF-15、hs-CRP水平与术后发生心房颤动的关系。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GDF-15和hs-CRP对CABG术后患者发生心房颤动的预测效能。结果 CABG术前，心房颤动组心力衰竭比例、血清GDF-15和hs-CRP水平均高于非心房颤动组［59.1%（13/22）比25.8%（16/62）、98.2（75.3，137.2）ng/L比74.9（56.4，95.8）ng/L、4.4(0.9，9.2)mg/L比1.2（0.5，2.8）m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CABG术前GDF-15和hs-CRP水平升高是术后发生心房颤动的危险因素；校正心力衰竭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CABG术前GDF-15和hs-CRP水平升高是术后发生心房颤动的危险因素（均P<0.05）。GDF-15、hs-CRP及二者联合预测CABG术后发生心房颤动的曲线下面积为0.705（95%置信区间：0.577～0.833，P=0.005）、0.677（95%置信区间：0.540～0.814，P=0.013）、0.740（95%置信区间：0.612～0.869，P=0.001）。以hs-CRP为参照，GDF-15联合hs-CRP预测CABG术后心房颤动的重分类改善指数为0.516（95%置信区间：0.047～0.985，P=0.031）、综合判别改善指数为0.080（95%置信区间：0.007～0.153，P=0.031）。结论 CABG术前血清GDF-15和hs-CRP水平对术后心房颤动的发生具有一定预测价值，二者联合预测效能高于hs-CRP单独预测，但与GDF-15单独预测相比，其预测效能未得到显著改善。

目的  分析不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的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合并多支血管病变(MVD)患者的病变特点及预后。方法 回顾性连续入选2005年1月至2015年1月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科诊断为STEMI并成功完成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合并MVD患者1 033例。选取其中入院后24 h内采集空腹LDL-C并完成12个月随访的患者1 013例，根据LDL-C水平分成高LDL-C组（≥3.0 mmol/L），中等LDL-C组（1.8～＜3.0 mmol/L），低LDL-C组（＜1.8 mmol/L）。比较3组患者基线资料、冠状动脉病变和介入治疗情况及预后情况。采用Cox回归方法分析不同LDL-C水平与患者主要不良心脑血管事件（MACCE）和全因死亡的关系。结果 本研究中高LDL-C组488例，占48.2%，中等LDL-C组461例，占45.5%，低LDL-C组64例，占6.3%。低LDL-C组罪犯血管为左前降支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余2组，而高LDL-C组罪犯血管为右冠状动脉的比例较高（均P＜0.05）。多元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以中等LDL-C组作为参考，低LDL-C组MACCE发生风险（风险比=2.123, 95%置信区间：1.007～4.472,P=0.048）及全因死亡风险（风险比=5.307,95%置信区间：1.215～23.181,P=0.026）均较高，而高LDL-C组未显示类似差异（均P＞0.05）。结论 STEMI合并MVD患者中LDL-C≥3.0 mmol/L占比较高，相较于中等LDL-C组，并不增加长期心血管不良事件。而LDL-C＜1.8 mmol/L患者预后较差，相较于LDL-C较高的人群，这类患者从常规降脂等规范化治疗中获益较小，除了严格地降脂之外，应该更严格地控制包括残余心血管风险在内的各种危险因素。

目的 调查单中心非瓣膜性心房颤动（NVAF）患者抗凝治疗现状，分析影响口服抗凝治疗的可能原因。方法通过住院信息系统选取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心内科住院的NVAF患者351例，对其一般资料和口服抗凝治疗情况等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351例NVAF患者中126例（35.9%）接受口服抗凝药物治疗（抗凝治疗组），225例（64.1%）未接受口服抗凝药物治疗（未抗凝治疗组）。抗凝治疗组年龄明显低于未抗凝治疗组［（76±9）岁比（79±10）岁］，持续性/永久性心房颤动比例明显高于未抗凝治疗组［64.3%(81/126)比48.4%(109/22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未抗凝治疗患者中157例（69.8%）因不能配合华法林监测或新型口服抗凝药费用问题而拒绝抗凝治疗，57例（25.3%）因合并血液系统或消化系统疾病而未予抗凝治疗。结论 NVAF患者口服抗凝治疗率偏低，其原因与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患者年龄较高、合并出血性疾病以及不能配合监测有关。

目的 探讨体外循环术后患者发生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危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2005年1月至2015年12月入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在体外循环辅助下行心脏或大血管手术，并于术后发生ARDS的患者145例为ARDS组。根据每例ARDS患者的手术年份及年龄，随机匹配2例体外循环辅助下行心脏或大血管手术后未发生ARDS的患者作为对照组（290例）。应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体外循环术后ARDS的危险因素，并应用列线图方法构建体外循环术后ARDS预测模型。结果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低术前血红蛋白水平（比值比=0.98，95%置信区间：0.96～0.99，P=0.001）、手术时间增加（比值比=1.26，95%置信区间：1.05～1.51，P=0.011）、术后第1天高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Ⅱ）评分（比值比=1.14，95%置信区间：1.08～1.23，P＜0.001）、吸烟（比值比=2.65，95%置信区间：1.14～6.05，P=0.023）、瓣膜联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手术（比值比=2.59，95%置信区间：1.11～6.01,P=0.027）为体外循环辅助下行心脏或大血管手术患者术后发生ARDS的独立危险因素。将上述因素全部纳入预测模型构建列线图，该预测模型的曲线下面积为0.834，最佳阈值为0.334时，特异度为0.814，敏感度为0.748。结论 低术前血红蛋白水平、手术时间增加、高APACHEⅡ评分、吸烟、瓣膜联合CABG手术为体外循环术后发生ARDS的独立危险因素。以这些危险因素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可用于体外循环术后患者ARDS的早期识别。

目的  探讨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在超声心动图诊断房间隔缺损（ASD）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6—9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中心确诊的80例ASD患者的临床资料。另选取同期因心脏杂音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并排除ASD的体检者39例。收集所有受试者的二维及彩色多普勒超声心动图静态图像，按60%和40%的比例划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训练集分别在RESNET50（残差神经网络）、NSENET121（密集连接卷积网络）以及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模型中进行训练。比较3种模型在测试集中对ASD的诊断准确率、假阴性率及假阳性率。结果  训练集由44例ASD患者与27例体检者组成，测试集由36例ASD患者与12例体检者组成。RESNET50、DENSENET121及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模型对ASD的诊断准确率分别为83.3%（40/48）、85.4%（41/48）、97.9%（47/48），假阴性率分别为2.8%（1/48）、16.7%（8/48）、2.8%（1/48），假阳性率分别为58.3%（28/48）、13.9%（6/48）、0（0/48）。3个模型对ASD的诊断准确率、假阴性率、假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6.05，P=0.04； χ2=10.53，P=0.01； χ2=29.67，P＜0.01）。结论  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可提高超声心动图诊断ASD的准确率，有推广应用价值。

心脏外科患者往往因原发病危重、手术创伤大、术后早期严重并发症等导致危重症状态，严重影响手术效果及生存率，是目前心脏外科医师亟待解决的重大难题。甲状腺激素影响着机体各系统、器官的功能以及物质、能量代谢，在危重患者的应激反应和修复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正常甲状腺病态综合征(ESS)是心脏外科术后并发症之一，在重症患者中更为常见。心脏外科术后并发ESS对患者预后的影响及对ESS的干预效果一直备受争议，更多研究认为对ESS的诊疗有助于改善危重患者的预后。本文对ESS的发病机制、与心脏外科术后重症患者的关系及ESS的治疗对心脏外科术后重症患者结局的影响进行综述。

目的 探讨远端桡动脉途径（dTRA）和传统桡动脉途径（cTRA）穿刺对脑血管介入诊疗患者疼痛程度的影响差异。方法 选取2022年8月至2023年3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脑血管病科行脑血管介入诊疗的患者90例。根据操作方式的不同将患者分为cTRA组和dTRA组。使用数字评定量表（NRS）对患者术后的疼痛程度进行评估，比较2组危险因素、实验室检查指标、NRS评分以及穿刺并发症发生情况和围术期不良事件发生情况。结果 cTRA组57例，dTRA组33例。除饮酒比例、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比例、血糖水平外，2组危险因素、实验室检查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2组均未出现NRS评分高于5分者，dTRA组内疼痛评分低的患者比例较高。dTRA组NRS评分低于cTRA组［0（0,0.5）分比2.0（1.0,3.0）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6.300，P<0.001）。2组穿刺点发绀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组围术期均无脑出血、脑梗死、心肌梗死等不良事件发生。结论 相对于cTRA穿刺而言，脑血管介入患者选择dTRA穿刺能减轻疼痛程度，且不增加并发症。

药品的专利保护问题是医药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一直备受关注。探讨医药领域知识产权诉讼举证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举证是医药领域专利诉讼中的关键因素。本文从普适性的诉讼举证规则出发，陈述由原告和被告承担的举证内容，步步深入，探讨涉及医药领域方法类专利的举证责任倒置问题，分析其中的关键措施或方法。归结认为举证规则的运用及其运用是否得当与医药专利能否获得保护以及是否得到最充分的保护这一结果密切相关。

目的 构建人类血液中环状RNA（circRNA）及mRNA的表达谱，分析血液中与衰老相关的差异表达的circRNA，预测其潜在生物学功能和通路。方法 对2017年5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招募的19对祖孙(老年组和青年组)的38份血液样本进行circRNA/mRNA基因微阵列分析，筛选老年组和青年组血液标本中差异表达的circRNA/mRNA，运用基因本体论和KEGG技术分析这些circRNA涉及的生物学过程和相关信号通路，并依据ceRNA理论构建circRNA-微小RNA-mRNA网络。结果 通过构建的表达谱分析比较老年组和青年组血液中circRNA的表达水平，发现了648个差异性表达的circRNA (141个circRNA上调，507个circRNA下调)，959个差异表达的mRNA(230个mRNA上调，729个mRNA下调)，基因本体论和KEGG分析表明，这些circRNA可能涉及JNK调节途径、细胞周期相关途径、凋亡细胞清除途径等生物学过程和癌症、碱基切除修复等相关信号通路。共筛选出89个circRNA，6个微小RNA以及59个mRNA成功构建ceRNA调控网络。结论 基因微阵列分析人类血液中circRNA的表达谱，可对其进行潜在功能及通路的预测和分析，本研究可为未来circRNA和衰老的相关研究提供新靶点。

目的 评估在中国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患者住院期间启动依洛尤单抗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选取2019年5月至2020年8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内科住院的LDL-C水平不达标的ACS患者，根据是否接受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杆菌蛋白酶/kexin9型抑制剂治疗分为依洛尤单抗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仅接受口服调脂治疗，依洛尤单抗组在口服调脂治疗的基础上联合依洛尤单抗（每2周皮下注射140 mg）。比较2组LDL-C等血脂指标从基线到治疗第12周的变化和安全性指标。结果 本研究共入选426例患者，其中依洛尤单抗组128例，对照组298例。294例（69.0%）患者以前未规律口服他汀类药物治疗。基线时依洛尤单抗组LDL-C水平高于对照组［3.57(3.20,3.92)mmol/L比3.22(2.62,3.69)mmol/L］（P＜0.001）。治疗第12周随访时，依洛尤单抗组LDL-C较基线变化的百分比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治疗第12周时，依洛尤单抗组中LDL-C＜1.8 mmol/L和＜1.4 mmol/L比例均明显高于对照组［97.5%（117/120）比36.4%（103/283）、92.5%（111/120）比9.9%（28/283）］（均P＜0.001）。依洛尤单抗组治疗第12周随访时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三酰甘油较基线变化的百分比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2组均无死亡及因心力衰竭住院治疗病例。2组安全性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与单独使用他汀类药物相比，他汀类药物联合依洛尤单抗用于中国ACS患者治疗12周后可显著降低LDL-C水平，使超过92%的患者达到了指南推荐的LDL-C目标，且安全性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