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TAF）和替诺福韦酯（TDF）对初次治疗慢性乙型肝炎（CHB）患者的效果及应答不佳的处理方案。方法  回顾性收集163例2018年1月至2022年6月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CHB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服用药物不同分为TDF组（85例）和TAF组（78例）。采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影响乙型肝炎病毒（HBV）DNA应答的因素，并对基线HBV DNA、基线丙氨酸转氨酶（ALT）、药物、性别、基线乙型肝炎e抗原（HBeAg）进行分层分析。分析治疗48周未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HBV DNA＜20 kIU/L）的CHB患者结局。结果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基线ALT、基线HBV DNA、基线HBeAg是患者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的影响因素，其中女性、基线ALT异常、基线HBV DNA载量低、基线HBeAg阴性患者更容易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均P＜0.05）。治疗48周72.4%（118/163）的患者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TAF组完全病毒学应答率高于TDF组（P＜0.05），基线HBV DNA≤2×105 kIU/L组完全病毒学应答率高于基线HBV DNA＞2×105 kIU/L组（P＜0.001）。在治疗48周未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的患者中，继续按原方案治疗48周者，78.6%（11/14）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转换或加用另一种核苷（酸）类抗病毒药治疗48周者，81.0%（17/21）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结论  TDF和TAF均能有效抑制HBV DNA复制，且TAF疗效不劣于TDF；患者HBV DNA水平是发生完全病毒学应答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治疗48周发生应答不佳的患者应及时换药或在联合用药基础上增加剂量，促进患者获得完全病毒学应答及减少耐药的发生。

目的 探讨体外循环术后患者发生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的危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纳入2005年1月至2015年12月入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外科在体外循环辅助下行心脏或大血管手术，并于术后发生ARDS的患者145例为ARDS组。根据每例ARDS患者的手术年份及年龄，随机匹配2例体外循环辅助下行心脏或大血管手术后未发生ARDS的患者作为对照组（290例）。应用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体外循环术后ARDS的危险因素，并应用列线图方法构建体外循环术后ARDS预测模型。结果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低术前血红蛋白水平（比值比=0.98，95%置信区间：0.96～0.99，P=0.001）、手术时间增加（比值比=1.26，95%置信区间：1.05～1.51，P=0.011）、术后第1天高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Ⅱ）评分（比值比=1.14，95%置信区间：1.08～1.23，P＜0.001）、吸烟（比值比=2.65，95%置信区间：1.14～6.05，P=0.023）、瓣膜联合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手术（比值比=2.59，95%置信区间：1.11～6.01,P=0.027）为体外循环辅助下行心脏或大血管手术患者术后发生ARDS的独立危险因素。将上述因素全部纳入预测模型构建列线图，该预测模型的曲线下面积为0.834，最佳阈值为0.334时，特异度为0.814，敏感度为0.748。结论 低术前血红蛋白水平、手术时间增加、高APACHEⅡ评分、吸烟、瓣膜联合CABG手术为体外循环术后发生ARDS的独立危险因素。以这些危险因素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可用于体外循环术后患者ARDS的早期识别。

目的  观察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抑制剂信迪利单抗联合靶向及抗病毒方法治疗乙型肝炎病毒（HBV）相关性肝细胞癌在病毒学及免疫功能方面的效果。方法  选取2021年3月至2022年4月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HBV相关性肝细胞癌患者70例。完全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35例。对照组给予丙酚替诺福韦+靶向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信迪利单抗治疗。观察患者治疗前和治疗第1、3、6个周期的病毒学及免疫功能指标变化。结果  治疗第3、6个周期，观察组HBV DNA定量转阴率高于对照组［71.4%（25/35）比37.1%（13/35）、94.3%（33/35）比54.3%（19/3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治疗前和治疗第1、3、6个周期观察组和对照组HBV表面抗原定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治疗第1、3、6个周期观察组HBV表面抗原定量水平下降幅度大于对照组。治疗第1、3、6个周期，对照组CD+4 T淋巴细胞、CD+8 T淋巴细胞、自然杀伤细胞数目较治疗前逐渐减少，而观察组较治疗前逐渐增多，观察组均多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信迪利单抗联合靶向及抗病毒方法治疗HBV相关性肝细胞癌患者效果良好，在降低病毒的复制能力、提高机体免疫能力方面优于单纯抗病毒联合靶向治疗。

目的 探讨中性粒细胞胞外诱捕网(NETs)在肝衰竭患者中的促炎作用和NETosis在肝衰竭肝脏炎症反应过程中的致病作用。方法 选取2020年10月至2022年2月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就诊的30例肝衰竭患者作为观察组，选取同期体检健康人群30例作为对照组。比较2组受试者的血清生化指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血清中NETs标志物髓过氧化物酶(MPO)-DNA水平，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中性粒细胞中NETs标志物分子MPO和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NE)水平，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法检测供肝和肝衰竭患者肝组织中MPO水平。结果 观察组凝血酶原活动度、白蛋白水平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中性粒细胞百分比、总胆红素、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均P＜0.05）。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结果显示观察组MPO-DNA水平高于对照组［（10.0±2.7）μg/L比（3.4±1.0）μg/L］(P＜0.001)。免疫荧光结果显示观察组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中NE、MPO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肝衰竭患者肝组织中MPO的表达水平高于供肝组织。结论 肝衰竭时，中性粒细胞活化产生NETs，并通过NETosis促进肝脏炎症反应，加重肝脏损伤。

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方法 收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3月10日收治的76例COVID-19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总结患者的临床特征及预后。结果 76例患者中，男、女各占50.0%，平均年龄为（68±10）岁，普通型15例（19.7%）、重型37例（48.7%）、危重型24例（31.6%）。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64例，84.2%）、干咳（50例，65.8%）和乏力（51例，67.1%）等。与普通型和重型患者比较，危重型患者的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天冬氨酸转氨酶、血尿素氮、血糖、乳酸脱氢酶、C反应蛋白>10 mg/L者比例、D-二聚体、N末端B型脑钠肽前体、肌酸激酶同工酶、肌红蛋白、高敏心肌肌钙蛋白I（hs-cTnI）>0.04 μg/L者比例均高，而淋巴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白蛋白水平、CD3、CD4、CD8细胞计数均低（均P<0.05)。76 例患者中，出现呼吸衰竭26例(34.2%)、急性心肌损伤9例(11.8%)、休克6例(7.9%)、肾衰竭3例(3.9%)；好转出院55例(72.4%)、死亡21例(27.6%)，死亡者均为危重型患者，3组患者的病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COVID-19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病死率相对较高，其中危重型患者更容易出现多器官功能损害，预后更差。

目的 比较自体主动脉瓣单独受累感染性心内膜炎(IE)患者行机械瓣膜或生物瓣膜外科主动脉瓣置换术（SAVR）后的远期预后。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3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行SAVR的215例自体主动脉瓣单独受累IE患者（年龄18~69岁）的病历资料。根据置换的瓣膜类型分为M组（172例，置换机械瓣膜）和B组（43例，置换生物瓣膜）。对所有患者进行长期随访（中位随访时间60个月，最长104个月），分析术后生存率及缺血性脑卒中、大出血、主动脉瓣再手术的累积发生率。结果 随访期间，M组27例、B组12例患者死亡，B组患者SAVR术后长期生存率明显低于M组（Log-rank P=0.024）；M组14例、B组7例患者发生缺血性脑卒中，B组患者缺血性脑卒中累积发生率明显高于M组（Log-rank P=0.045）；M组21例、B组6例患者发生大出血，2组大出血累积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P=0.553)；M组6例、B组3例患者再次行主动脉瓣手术，2组患者再次行主动脉瓣手术的累积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P=0.183)。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50~69岁、术后缺血性脑卒中和术后大出血的自体主动脉瓣单独受累IE患者SAVR术后死亡风险更高。结论 与置换机械瓣膜的自体主动脉瓣单独受累IE患者相比，置换生物瓣膜的患者术后发生缺血性脑卒中和死亡的风险增加；年龄大、术后出现缺血性脑卒中或大出血的患者SAVR术后死亡风险更高。不建议＜70岁成年主动脉瓣受累IE患者行SAVR手术时常规选择生物瓣膜。

目的 探讨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联合阿托伐他汀治疗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选择2018年1月至2019年6月杭州市余杭区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NAFLD患者82例,应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1例。对照组在常规干预基础上口服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阿托伐他汀片口服治疗。2组均连续用药6个月。比较2组患者治疗6个月后的临床疗效，治疗前后肝功能指标、血清生化因子和炎症因子水平，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治疗6个月后，对照组临床痊愈6例、显效11例、有效13例、无效11例，观察组临床痊愈12例、显效18例、有效9例、无效2例，观察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Z=7.405，P=0.007），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95.1%(39/41)比73.2%（30/41）］（χ2=5.851，P=0.016）。治疗前，2组肝功能指标、血清生化因子和炎症因子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6个月后，2组血清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碱性磷酸酶、核因子κB、转化生长因子β、高敏C反应蛋白和肿瘤坏死因子α水平均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42±8)U/L比（71±9）U/L，(35±5)U/L比（46±6）U/L，(40±9)U/L比（53±9）U/L，(1.15±0.10)ng/L比（2.29±0.15）ng/L，(3.2±1.5)ng/L比（5.0±1.5）ng/L，(2.2±0.7)mg/L比（3.2±0.7）mg/L，(246±45)ng/L比（329±47）ng/L］（均P<0.05）。2组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36）。结论 多烯磷脂酰胆碱胶囊联合阿托伐他汀治疗NAFLD临床效果较好，并可改善患者肝功能、降低机体炎症反应，且不增加不良反应。

目的 探讨血清生长停滞特异性蛋白6（Gas6）、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PAI-1）和血清胆碱酯酶（S-ChE）对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合并肺部感染临床诊断及预后评估的价值。方法 选择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2021年1月至2023年1月收治的106例COPD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作为感染组，另纳入同期111例COPD未合并肺部感染患者作为非感染组。根据预后情况将感染组患者分为生存组（83例）与死亡组（23例）。比较非感染组和感染组患者血清Gas6、PAI-1、S-ChE水平。比较生存组和死亡组患者一般资料。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血清Gas6、PAI-1和S-ChE对老年COPD患者发生肺部感染以及肺部感染患者发生死亡的预测价值；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影响老年COPD合并肺部感染患者预后的因素。结果 感染组血清Gas6、PAI-1水平高于非感染组，S-ChE水平低于非感染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清Gas6、PAI-1、S-ChE及三者联合诊断COPD患者发生肺部感染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87、0.797、0.782、0.889，三者联合诊断的曲线下面积高于各自单独诊断（Z=4.527、5.435、4.167，均P＜0.001）。死亡组COPD全球倡议Ⅲ级、合并糖尿病比例以及血清Gas6、PAI-1水平高于生存组，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与用力肺活量比值以及S-ChE水平低于生存组（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Gas6、PAI-1是老年COPD并发肺部感染患者发生死亡的危险因素，S-ChE是保护因素（均P＜0.0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清Gas6、PAI-1、S-ChE三者联合诊断COPD合并肺部感染患者死亡的曲线下面积高于各自单独检测（均P＜0.05）。结论 老年COPD合并肺部感染患者血清Gas6、PAI-1水平升高，S-ChE水平降低，三者对疾病的临床诊断和预后评估具有一定的价值。

目的  探讨瞬时弹性成像系统FibroScan联合甲胎蛋白检测对肝细胞肝癌（HCC）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7年6月至2022年8月收治的肝病患者共247例，将其分为HCC组（73例）、肝硬化组（83例）和慢性病毒性肝炎组（91例）。采用瞬时弹性成像系统FibroScan检测3组患者肝脏硬度值（LSM）。比较3组患者LSM和甲胎蛋白水平。运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LSM、甲胎蛋白单独和联合对HCC的预测价值。分析LSM分级与HCC发生率的关系以及LSM水平和HCC肿瘤直径的相关性。结果  HCC组LSM、甲胎蛋白水平均高于肝硬化组和慢性病毒性肝炎组［（22.4±17.7）kPa比（14.1±8.5）、（5.9±1.3）kPa，35.67(5.19,546.50)μg/L比4.69(3.02,6.49)、2.54(1.96,4.00)μg/L］，肝硬化组均高于慢性病毒性肝炎组(均P＜0.001)。LSM联合甲胎蛋白预测HCC的曲线下面积分别大于LSM和甲胎蛋白单独预测(0.904比0.806、0.849，均P＜0.05）。LSM联合甲胎蛋白预测HCC的敏感度为73.97%，特异度为88.51%。以8.6 kPa作为截断值，当LSM为8.6、13.6、18.6、23.6、28.6 kPa时，HCC发生率分别为50.00%、57.89%、66.00%、67.57%、75.00%。LSM与HCC患者肿瘤直径呈正相关（r=0.404，P＜0.001）。结论  LSM升高者HCC发生风险也随之升高；当LSM＞18.6 kPa时，应参照高风险人群管理。LSM联合甲胎蛋白预测HCC比LSM或甲胎蛋白单独预测更可靠。

门静脉高压是导致肝硬化患者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重要原因，会导致患者短期死亡风险的上升，因此门静脉高压的早发现、早监控和早治疗对于患者预后的改善及死亡率的降低具有重要意义。体外检测指标具有无创、安全、简便、经济的特点，对于肝硬化门静脉高压的无创评估有重要价值，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本文综述了血流动力学指标、肝脏纤维化指标、炎症相关指标、联合指标及菌群指标在门静脉高压诊断及评估中的研究进展。